孙大雨部分作品

父亲在课堂上是严师，课余对学生则是爱护备至的长者，许多用功的学生常到家中来聆听父亲的教诲。在复旦任教期间（1946~1958）的开头好几年，我们住在虹口四平路一侧的新陆村，它是新陆师范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宿舍，因为父亲其时也在新陆师专兼职授课。那里是一幢幢日本式二层楼房，一幢房子住几户人家，每户独立进出，门前有一极小的院落，底层有一小客厅、厨房和卫生间，二楼则是卧室，总之十分小巧。解放后直到1954 年才搬到市中心锦江饭店旁的茂名公寓。新陆村离复旦不远，所以学生常来。父亲习惯上见学生来，就上楼去取饼干给客人吃，边吃边谈。那时不像现在市面上糕点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，饼干应是算得上可以饗客的食品了。

他的复旦外文系学生梅蒸棣，毕业于解放初期，现在已年过七旬，在大学生时代，是地下党员，解放后曾任某市立医院党总支书记。在反右运动时期，由于说了“像孙大雨先生这样一位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怎么会是右派？”就因同情大右派的罪名而被打入另册，但他从未因受老师牵连、蒙受耻辱和不幸而有过哪怕半句怨言。在父亲逝世后，他与许多古稀之年的同学一起前来参加追悼会，与尊敬的老师作最后一次告别。最近他谈起这样一件往事：有一次我与葛绮云（首任驻美大使韩叙的夫人——笔者）等几人到老师家中，老师遂上楼去取下饼干和一本英文书，老师一面叫大家吃饼干，一面用和善的口吻对葛绮云说：‘你这次作文中有一段很好的文字，你看看是不是采用了这本书的内容’随手就翻到了那一页，又补充说：‘怎么可以不指明出处呢’葛绮云顿时两颊绯红。老师婉转的言辞蕴含着严格要求的内涵，同时我们又十分钦佩老师的博闻强记和高深的学问。上面说过梅悉棣是地下党员。他告诉我们，那时在复旦搞学生运动，每次活动只要有孙大雨、洪深两位教授之一的支持，学生们就信心倍增。

吴起仞是父亲在复旦任教时最后一批学生之一，在校时在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，成绩最好，五十年代父亲住在茂名公寓时他是家中常客，我们戏称他为关山门徒弟。复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北方某科研机构工作，五十年代中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发配到青海劳改长达二十多年，吃尽苦头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才落实政策，得到平反。回上海后好几年没有工作，常到南市老宅父亲住处与老师一起研究学问。父亲因右派问题在 1958 年被复旦开除公职，至1980 年才落实政策安排到华东师大，二十二年中没有工资收入，只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才逐渐有了一点不定期的补助；即或如此，父亲也要省下一点钱给吴起仞零用。吴起仞后来在外资企业工作，毕竟是复旦外文系英美文学专业的高材生，又经过名师熏陶，他在外资企业中做的中英文翻译工作十分得心应手。近年来我们在为父亲整理《屈原诗选英译》与《古诗文英译集》两部作品时，得到吴起仞的大力帮助。父亲用英文所写有关屈原生平与诗作的研究性导论长达十万言，就是由他译成中文附于《屈原诗选英译》书末的。为父亲这两本书的出版，吴起仞花费了不少精力，可谓全心全意，他表示这是对于恩师栽培的回报。

老师倾心教育学生，学生也真诚敬爱老师。在反右运动中因老师被打成大右派而表示异议，从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非止梅蒸棣一人，虽然受苦遭难，但都无怨无悔，确乎令人感动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，客居澳门多年在该地中学任教的暨大 学生冯锦钊来信，谓从某刊物上获悉老师在反右、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曾两次入狱、备受煎熬而心痛不已，料想老师生活清苦，意欲购冰箱、彩电以赠师长，聊表心意。父亲当然婉言谢绝。但冯锦钊还是赠送一台英文打字机，希冀老师著书立说时有所方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红卫兵抄家将父亲在美国留学时使用、归国时带回的一台英文打字机掳走，已不知去向。这时冯锦钊送来打字机真可谓是雪中送炭，用心良苦。1983年10月2日冯锦钊从澳门来信：“孙老师，您好！许久没请安了，很是想念。这可不是一句例话。——您是我最后的一位老师哩！大学里的，更不要说中、小学的，都通通不在了；同辈的老友也所剩无几！没给您多写信，固然是因为忙（少壮耽于空想，不识用功，在恶补哪）；更主要的是，不好打扰您紧张的工作。您是有函必复的温厚长者，我怎好放肆？趁我弟锦海南来之便，托带 catalin 一瓶 （Catalin 系一种治白内障眼病的新药，其时在大陆仍属珍贵之舶来品。由此可见冯锦剑对老师的无微不至的爱。——笔者）愿于您的轻度白内障微有裨益。敬祝祥和安吉笔健！学生华铃（冯的笔名，他是诗人。——笔者）百拜顿首”。后来冯回大陆探亲，曾去南市老宅探视老师，我父亲言及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时，冯锦钊握着老师的手痛哭流涕，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动。

文字选自《耿介清正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1月第1版，孙近仁、孙佳始著。